
男子 5 年入职 25 家公司「表演式上班」骗薪 13 万,此类骗局为何长久来都没能被公司发现?
2024年初,上海警方披露一起职业骗薪案件:一名男子在5年时间内先后入职25家公司,通过伪造学历证书、虚构工作履历、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等方式,以“表演式上班”骗取底薪和绩效,累计涉案金额达13万元。该男子通常在入职后短期内表现积极,随后以各种理由请假、拖延,待公司察觉异常时已离职转战下一家。
事件概述
2024年初,上海警方披露一起职业骗薪案件:一名男子在5年时间内先后入职25家公司,通过伪造学历证书、虚构工作履历、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等方式,以“表演式上班”骗取底薪和绩效,累计涉案金额达13万元。该男子通常在入职后短期内表现积极,随后以各种理由请假、拖延,待公司察觉异常时已离职转战下一家。部分企业因损失金额不大、维权成本高而选择不报案,直至多家公司信息汇总后才浮出水面。事件曝光后引发广泛讨论,核心疑问在于:为何这种并不高明的骗局能在长达5年内反复得手?企业招聘与用工管理中的系统性漏洞由此被推至台前。
背景解读
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灵活用工与远程办公普及背景下用工风险管理滞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相关行业报告,2023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参与灵活用工的企业比例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招聘流程普遍简化,背景调查覆盖率低。某招聘平台调研显示,中小微企业中完整执行背景调查的比例不足三成,部分企业甚至仅凭简历和一轮面试即决定录用。
与十年前相比,招聘流程的数字化程度大幅提升,但数字化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简历可以批量投递,面试可以线上完成,入职材料可以电子提交,造假成本显著降低。而企业端的核验手段并未同步升级,学历验证、离职证明核查、社保记录比对等环节在中小企业中常常流于形式。此外,部分行业底薪低、提成高、人员流动快,企业对新员工短期内的异常表现容忍度较高,客观上为“表演式上班”提供了时间窗口。疫情后远程办公模式的常态化,进一步模糊了考勤与产出的边界,使得“人在不在岗”更难被实时察觉。

深度分析
对招聘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影响。 此类骗局直接暴露了背景调查环节的薄弱。传统背调公司服务对象多为中大型企业,客单价较高,中小企业难以负担。事件发酵后,预计将推动“轻量化背调”产品的需求增长,例如按次计费的学历核验、社保记录查询、司法涉诉信息筛查等标准化服务。同时,人力资源SaaS平台可能加速整合入职核验功能,将身份认证、学历验证、历史任职信息比对嵌入招聘流程,形成“录用即核验”的闭环。对猎头和劳务派遣机构而言,候选人信息真实性审核的责任边界将被重新界定,合同条款中关于信息造假的追责机制有望细化。
对中小企业用工管理的影响。 13万元的涉案金额分摊到25家公司,单家损失平均仅数千元,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多数企业选择沉默。维权成本与损失金额的倒挂,使得中小企业缺乏报案动力,形成“骗了白骗”的恶性循环。事件曝光后,预计更多企业会在试用期管理上收紧规则:缩短试用期考核周期、明确出勤与产出的量化标准、在劳动合同中增设信息造假的无条件解除条款。部分企业可能转向更保守的用工策略,如提高试用期薪资占比、延长观察期,但这也会增加合规用工企业的招聘成本。从消费者角度看,求职者群体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入职审查,正常跳槽者的材料准备负担将有所增加。
对政策与监管走向的影响。 此类案件涉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诈骗等多个法律层面,但实践中因单案金额小、取证难,往往难以进入刑事程序。事件引发关注后,预计人社部门会加强对用人单位用工登记信息的联网核验,推动社保、税务、学历等数据在合规前提下实现跨部门比对。参考此前“职业闭店人”等灰色职业的治理路径,监管部门可能将“职业骗薪”纳入重点整治对象,建立用人单位间的异常用工信息共享机制。对资本市场而言,人力资源服务赛道的投资逻辑可能微调,合规核验类技术公司的估值预期将获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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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案例

2022年,北京警方曾破获一起类似案件:一名女子在3年内入职18家教育咨询公司,以相同手法骗取底薪共计8万余元。该案的处理方式值得参照——由于单家受害企业损失均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最终由检察机关以“多次诈骗”累计金额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的关键突破点在于多家企业联合举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更早的案例可追溯至2018年深圳的“职业试用”骗局,涉案人员专门瞄准初创科技公司,利用试用期管理松散的特点,在试用期内消极怠工、等待被辞退后索取赔偿。当时多数企业选择协商了结,仅有少数进入司法程序。对比本次事件,可以发现骗术本身并无升级,变化的是企业间的信息孤岛依然存在。经验教训在于:单家企业的小额损失只有通过行业信息共享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法律证据,而目前缺乏常态化的企业间异常用工信息互通平台。此外,试用期考核标准的量化程度,直接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早期识别异常并固定证据。
延伸阅读
理解此类事件,需要了解“职业骗薪”与普通劳动纠纷的边界。法律上,员工在试用期内表现不佳被辞退属于正常用工管理范畴,但若入职时即虚构关键信息、且无实际履行劳动的意图,则可能构成欺诈。司法实践中,认定“骗薪”通常需要满足几个要件:伪造学历或履历、同时期在多家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无实际工作产出、以获取底薪为主要目的。
从行业知识角度看,背景调查分为身份核验、学历验证、工作经历核实、司法风险筛查、金融风险筛查等层级,完整背调的成本从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中小企业可通过政府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核验渠道完成基础筛查,例如学信网学历查询、裁判文书网涉诉查询等。此外,灵活用工平台普遍采用的“电子签约+人脸识别+社保比对”模式,为低成本核验提供了可复用的技术路径。读者若关注用工风险,可留意人社部门发布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中关于信息真实性的条款,以及各地关于试用期管理的最新司法指导意见。
未来展望

事件后续发展存在几种可能路径。其一,随着舆论关注度上升,更多受害企业可能主动报案,涉案金额和入职公司数量进一步扩大,案件从行政处理升级为刑事追诉。其二,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加速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核验工具,背景调查覆盖率在一年内出现可观测的提升。其三,监管部门出台针对性的用工信息核验指引或行业规范,推动社保、学历等数据的合规共享。
读者应关注的关键节点包括:警方后续通报中涉案金额是否更新、是否有更多涉案人员被牵连;人社部门是否就试用期管理和入职核验发布新规;以及主流招聘平台是否上线候选人信息核验功能。这些节点将决定该事件是停留在个案层面,还是成为推动用工管理基础设施升级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