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第一学历歧视」,为何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对教育和个人发展有何影响?
2024年5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直指就业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文章指出,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过度看重求职者的本科出身,甚至以“本科非985、211不予考虑”作为筛选门槛,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该话题迅速登上知乎热搜,热度突破1371万。
事件概述
2024年5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直指就业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文章指出,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过度看重求职者的本科出身,甚至以“本科非985、211不予考虑”作为筛选门槛,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该话题迅速登上知乎热搜,热度突破1371万。
所谓“第一学历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将求职者的本科就读院校作为核心筛选标准,即便求职者后续获得名校硕士或博士学位,仍因本科背景被拒之门外。这一现象在金融、互联网、国企等行业尤为突出。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此类做法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呼吁用人单位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事件背后,折射的是高等教育分层、就业市场竞争加剧与社会流动通道收窄等多重结构性矛盾。
背景解读
“第一学历歧视”并非新现象,但其成为公共议题与近年来就业市场的供需变化密切相关。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179万人,连续多年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企业招聘岗位收缩,供需失衡使用人单位获得了更强的筛选话语权。
从历史脉络看,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追溯至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扩招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跃升至2023年的60.2%,大学学历从“精英标签”变为“基本门槛”。当硕士、博士毕业生数量同样激增时,用人单位便向更早期的教育经历寻找区分度,“第一学历”由此成为新的筛选工具。

政策层面,教育部曾多次表态反对就业歧视。2020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不得将毕业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2024年,多部门联合发文再次强调禁止招聘中的学历歧视。然而,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惩戒机制,政策落地效果有限。智联招聘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仍有超过60%的求职者表示在求职中遭遇过学历门槛限制。
深度分析
对行业的影响。 在金融行业,第一学历歧视尤为严重。某头部券商2023年校招中,简历筛选环节对本科院校的要求实际高于对硕士院校的要求。这导致大量“双非”本科、名校硕士的求职者被系统性排除。在互联网行业,虽然技术岗位相对更看重实际能力,但算法、战略投资等热门岗位同样存在隐性学历门槛。这种筛选逻辑正在向更多行业蔓延,包括法律、咨询、媒体等。
对用户群体的影响。 对个体而言,第一学历歧视产生了两层伤害。第一层是机会剥夺——许多能力胜任的求职者连面试机会都无法获得。第二层是心理创伤——高考成绩被永久性地定义为个人能力的“终极标签”,否定了个体后续成长的可能性。这种机制正在改变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行为,“宁可去偏远211,不去一线城市普通本科”成为部分考生的理性选择,进一步固化了院校等级。
对政策走向的影响。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学历歧视本身不直接作用于股价,但它反映的人才配置效率问题值得关注。当企业以学历而非能力配置人力资源时,整个社会的创新效率将受损。政策层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地方性法规出台,明确禁止第一学历歧视,并可能探索建立投诉举报机制。但根本性改变取决于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改革,这需要更长周期。
类似案例
案例一:性别歧视的治理历程。 2000年代,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同样普遍。经过《就业促进法》(2008年)明确禁止、妇联等组织持续推动、以及社会舆论压力,性别歧视从“明目张胆”转为“隐性存在”。这一过程历时十余年,说明就业歧视的治理需要法律、舆论、市场三方合力。第一学历歧视的治理可能遵循类似路径,但难度更大,因为学历与能力的关联性比性别更复杂。

案例二:韩国“SKY大学”崇拜的松动。 韩国社会长期存在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合称SKY)的学历崇拜。2010年代,韩国政府推动“盲招”制度,要求公共机构招聘时隐去学历信息。实施初期效果显著,但私营部门跟进缓慢。最终,随着韩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中小企业人才需求上升,学历崇拜才逐步松动。这一案例说明,行政手段可起引导作用,但根本改变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
延伸阅读
高等教育分层体系。 中国高校的等级序列包括:C9联盟(9所顶尖高校)、985工程(39所)、211工程(11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147所)。这一分层体系直接影响了社会对“第一学历”的认知。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公布,新增7所高校,但整体格局未变。
学历与收入的关联性。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3年的研究,在控制专业、地域等变量后,985/211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比普通本科毕业生高约18%-25%。但该研究同时发现,在工作5年后,学历对收入的解释力显著下降,实际能力与工作经验的权重上升。这意味着第一学历的“信号价值”被高估。
国际比较。 美国、英国等国家同样存在名校偏好,但社区学院转学至名校的通道相对畅通。例如,加州大学系统每年从社区学院招收大量转学生,这为“第一学历”不理想的学生提供了二次上升通道。中国目前缺乏类似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未来展望
可能性一:政策引导下的渐进改善。 更多地方政府将出台反学历歧视的具体规定,部分国企和公共机构率先垂范,带动私营部门跟进。这一路径温和但缓慢,预计需要3-5年才能见到明显效果。

可能性二:市场自发调整。 随着产业升级,企业对实际能力的重视程度可能自然提升,学历筛选的权重下降。这一路径依赖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不确定性较大。
可能性三:问题持续固化。 若就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第一学历歧视可能不降反升,甚至向高中、初中阶段蔓延,加剧教育内卷。
读者应关注的关键节点包括:教育部是否出台更具约束力的反歧视政策、头部企业招聘标准的变化、以及高考改革能否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这些节点将决定第一学历歧视是走向缓解还是进一步恶化。



